2013年1月3日 星期四

廣場02刊目錄


編輯手記                                                                                    
                                                                                                                                       ◎林宜庭

   這一兩個月內發生不少件社會議題,從台大校園內校慶時紹興學程的一系列活動及居民的抗議,到因壹傳媒交易案引起的反媒體壟斷聲浪再起,而有了後來陳為廷「嗆教育部長」的爭議事件,這些事件也引起不少關於社運中禮貌、理性的討論。而系上同學也在校慶之前,發起了「我念社會,我挺紹興」的拍照活動,加入聲援的行動,在其他的議題也都可以看見同學們的身影,社會系學生和社運之間似乎有種特殊的關係。於是這一期的專題〈理性.多元.社會人〉,我們分別討論社會人對參與議題多元的想法,以及在議題中過於強調理性是否有所侷限,還有沒有其他溝通的可能性?

  在校慶之前,你的臉書塗鴉牆是否也被紹興學程的倒數照洗版?精心製作的圖片搭配動人的故事,在臉書上被廣泛地轉發,可說是相當成功的宣傳,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人也因此有機會了解。這次〈系館邊緣〉採訪紹興學程的美編──社會一劉彥岑同學,同時就讀設計相關學系的他,會怎麼看待社會學和設計兩個領域?邁出系館我們走進社會,〈迷路的公共議題〉編輯小組走上街頭,實際參與秋鬥人民向左轉大遊行,試著了解這原本以工運為主的遊行,和做為學生的我們有什麼關係?

  第二刊除了把尺寸縮小,在內容編排上也作了一些調整。原本的〈活動記錄〉因為紙本版面有限,這一期開始將改成只在網路上發行。而這期主題是由系學會主辦的司法改革系列講座──正義的盡頭,四位講者從死刑、監獄改革與被害人保護切入的精彩內容,讓我們再次思考正義是什麼,司法有什麼闕漏。除了前幾個原有的專欄,第二刊還增加了〈社會學小百科〉,你想到暴民會想到什麼?來聽聽金腦團怎麼說。

  這學期即將進入尾聲,《廣場》在這邊預祝同學們期末考順利,也感謝老師、同學給我們的意見、支持,大家的回應是我們持續努力和進步的動力,大家下學期再見!


專題:理性.多元.社會人

前言                                               ◎鄭治明
我可能不夠社會人                           ◎鄭治明 黃袖舒 張曉恬
我們怎麼看「理性」                        ◎劉承易 吳勁萱            

迷路的公共議題:人民向左轉

秋鬥的歷史                                     ◎施冠卉 葉昀昀 林靖豪
青年向左轉                                     ◎林采鴻 蘇品瑄

系館邊緣:

設計+社會=?──訪社會一劉彥岑        ◎林采鴻 林家儀 吳勁萱 黃譯德

社會學小百科:

暴民                                               ◎黃譯德 李勁 呂柏融 林家儀 黃袖舒 葉昀昀 

活動記錄

正義的盡頭-司法改革系列講座        ◎林冠嘉 李勁 游羽棠




廣場編輯群

【發行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系學會

【主編:】社會二 林宜庭

【編輯群:】社會二 方品智 林冠嘉 林靖豪 劉承易 呂柏融 鄭治明 黃敬淳
      社會一 林采鴻 施冠卉 葉昀昀 蘇品瑄 黃袖舒
          林家儀 游羽棠 黃譯德 李勁 吳勁萱

【攝影:】社會二 鄭治明 林宜庭 張曉恬
     社會一 葉昀昀 吳勁萱

【美編:】社會一 劉彥岑





專題:理性.多元.社會人

前言
◎鄭治明

  2012年11月17號,八卦板一篇〈 [問卦] 某些科系很閒都不用唸書只要搞社會運動?? 〉的文章在版上引起風波,引用部份內文如下:

  「好像某些文組科系真的是閒到發荒耶!!!整天就遊行、抗議、舉牌子、抬棺材……好像他們都不用唸書,也不用上課唉唉,例如說:整天都在戰社會戰國家的社會系……一進社會系,經過一段時間的洗禮每個人都變成正義的化身。」

  顯然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看完除了一笑置之恐怕也沒有更好的回應方式。但仔細想想,這篇文章或許反映出許多人對社會系學生的某種刻板印象,社會系的學生就是那一群上街抗議、手舉步條、口中喊著公平正義的學生。相對於其他科系,社會系學生與社運之間似乎真的有親近而曖昧的關係,系館貼滿了海報標語與貼紙,身邊的人不時告訴你社運的信息,我們被鼓勵走出學院、特別關心體制下受壓迫人群的實際處境,而社運,往往就是那個改變現況的方法。

  但,是不是所有社會系學生都是一頭熱的投入在社運之中呢?事實顯然並非如此,甚至,有許多人面對參不參與社運抉擇時,陷入了矛盾與兩難,對他們來說,不積極投入社運可能代表著他不夠進步、不夠有實踐力,但在進入陌生的社運場景時,他們卻又感到陌生與徬徨,而萌生出「我是不是不夠像是個社會人呢?」的焦慮,透過訪談,我們嘗試把這樣幽微的情緒勾勒出來,這是此專題第一部份「我可能不夠社會人」的核心關切。

  而在這文明進步的理性、禮貌社會下,從台大嗆校長到清大陳為廷嗆教育部長,輿論關於學生不夠理性、沒禮貌的論述鋪天蓋地的襲來,本專題的第二部份,對此提出質疑:在面對各種社會議題時,講求和平、守法、有禮貌的狹隘理性想像,已經不適用了,甚至過於強調理性的表達,可能造成公共討論的侷限並排除了特定人群的聲音,我們應該對理性有更寬廣的想像,希望藉由系刊的理性討論,終有一天能使那些被視為不理性、情緒化、邏輯結構不完整,但卻忠實反映出說話者處境的表達方式,能夠被正視與傾聽。

我可能不夠社會人

◎鄭治明 黃袖舒 張曉恬

為了呈現社會人的多元面貌,我們總共訪談了十幾位社會系的學生,其中有些人對社運較熟悉,有些人較少去參與,有些人則有組織社運的經驗,了解他們面對參不參與社運的考量為何,以及可能面臨的壓力,透過訪問,希望可以讓這些隱藏在心中的焦慮、矛盾、不安呈現出來,並期望有進一步面對與超越的可能。也在此特別感謝所有接受系刊採訪的同學,以及社研所的林彥彤學長。

參與社運的「壓力」?

  首先,我們想了解的是個人在抉擇是否參與社運時,有哪些系上現象促使她/他必須有所作為,我們整理出了外在因素可區分為與系上同儕的比較和部分課程的影響。

  在同儕方面,許多受訪者表示,當身旁同學的臉書、話題都在談論社會議題,甚至親身投入其中,而自己雖認同其訴求,卻無所行動的同時,一股壓力就形成了。
「參與不參與也會是一種壓力吧,不參與會變成沉默的共犯,自己會覺得被參加的人定位成不關心的人,這比較像是一種鏡中自我啦,會想說大家都去了但是我沒去別人會怎麼想像我,或是去上課的時候很有壓力,大家都去社運了我還來上課會覺得有點丟臉,所以如果我認同訴求,我就該去參與其中。」
  另一個現象是受到社會學的啟發,社會學往往告訴學生一個人的問題與大環境的社會結構密不可分,除了讀懂理論,更重要的是將社會學知識實踐於社會中,而參加社運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如果只是在教室裡面談社會學不會知道這些事情,而是要去社運現場跟他們談話才會知道實際狀況是怎樣。」
「如果你了解他們(抗爭者),又發現體制內他們其實無法真的去做甚麼,就自然會覺得我們應該要用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傳達聲音。」
  然而許多受訪者是認同這股壓力的,因為它可以推進他們更積極去了解、關心社會議題,但當這股壓力太巨大時,卻成為了一種脅迫。

  而個人在抉擇是否參與社運時,自身又會面臨什麼樣的難題呢?有人認為自己對於議題不夠了解,不希望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貿然接受特定立場。
「自己對議題的了解不夠透徹、立場不夠堅定,感覺議題中兩方意見都很理性,各有各的想法和論述,會很困惑到底哪一方才是對的。有時候也覺得自己論述的能力不足,說服不了別人,但是自己又很容易被別人說服。」
  也有人認為自己對於議題的主角或是組織了解不夠透徹,需要更多的接觸以及長期的關注。
「例如照顧身心障礙小朋友,我可以跟他建立起關係,自己的付出真的能讓他有所改變,彼此還能夠變成朋友。但是社運的感覺是,雖然自己到了現場,但只是跟著帶頭的人呼口號,像是我今年有參與校慶紹興的活動,但是沒辦法透過社運和當地居民建立關係。」
「社運現場通常是需要大吼大叫。所以,如果我不是很熟某個議題,不知道要用甚麼標語跟大家大吼大叫,常常就會在旁邊,感覺自己好像被擺佈或是被當成是一種提供展示的棋子,覺得很無力,不知道在這裡可以做甚麼。我會參與的社運通常都是我已經長期關注或是很了解內部狀況的議題。」
  還有不少人認為自己是關心議題的,但即便他感到憤怒,那些情緒還是不足以讓他選擇站上街頭。
「缺乏參與社運的動力吧,我還是會去關心這些議題,只是不會憤怒到覺得非得站上街頭不可。而且其實會擔心站到第一線後,會看到自己不理性的那一面,無法用比較客觀的方式去看整件事情,也擔心到了現場自己的憤怒會變成被別人鼓動的東西。」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並非所有社會系學生都是有議題一出現就會馬上站上街頭的人,然而我們卻很少聽到那些不會現身於社運現場的人講出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或許也可以作為社運在系上動員的省思:如何能更細緻的處理壓力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這可能正是我們需要一個空間,讓這些難題不再侷限於個人的交友圈,透過公開的討論與交流,可能就有助於消解加諸於個人身上不必要的壓力與負擔。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戰鬥位置

  社會學的訓練使我們對於現況有所批判,進而願意進行實踐,目前,參與社運的方式在系上受到較多的關注。然而,從上述的訪談可以發現,許多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參與抗爭現場的行動。事實上,實踐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以下的問題或許更為關鍵: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戰鬥位置?

  關於這一點,社研所的林彥彤學長提到:
「社運中有很多事前規劃,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以紹興來講,要跟社區居民溝通,很多事情都需要喬很久,到運動時到各系動員、拍聲援照等等,或是跟公部門、立委喬很多事,真正要做社運的話要跟體制內溝通很多事情。」
  儘管外人看不到,但有許多社運幕後的準備工作需要眾人撐起,往往也決定了社運的戰力,以及能不能走得長遠。而其他受訪者也提到在社運以外,還有許多選擇:
「關心公共事務有很多方式,比如說社區組織工作者或加入既有NGO,可以去想在不同位置上可以做什麼事情。」
「最簡單的是,跟周邊的人討論公共事務,這改變不是一時間能看出的,但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或請老師開課、辦講座。」
  由此可見,如何實踐可以有更多的選擇,目前系上關於社會企業、審議式民主的各種公共參與的方式經努力亦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任何有志於實踐的人可以在評估自己的目標、興趣與專長後,找到一個適切的戰鬥位置。最後,容筆者引述社研所張勝涵發表的文章〈共同體與戰鬥位置〉* 之中的一段來作個小結。
「我們大家作為相信接近信念的團隊,終究必須仰賴每個人守住自己的戰鬥位置啊,思想、藝術、文學、學術、政治、社區、法律、工程等等,這個社會過於複雜以致於一個人不可能通曉一切……在特定的時刻於特定的場合現身或不在場固然關鍵,但這個社會的走向不是只在那個「受到關注」的瞬間就決定了,至少也同時關切到一大串相關人是否有好好把守住自己的戰鬥位置。」



註* 張勝涵(2012)共同體與戰鬥位置(網路頁面:http://ppt.cc/5pUD,瀏覽日期2012/12/19)

我們怎麼看「理性」

◎劉承易 吳勁萱


理性,一個當代社會崇尚的典範。在目前的主流社會中,理想的議題討論形式不外乎為以心平氣和、邏輯嚴密的論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以其他不同方式去表達自己意見的人,往往被貼上「衝動」、「缺乏道理」等負面標籤。但是所謂「理性」的討論形式真的是與他人溝通最好的方法嗎?

多數人對於社運的態度,常認為是情緒性的,或是會吵的人才有糖吃。但若我們從社運的場合層層剖析,從弱勢者面臨的處境來考量,那些眼淚和喊叫,真的還是只是無理取鬧嗎?

社運中的理性與不理性
 
  紹興居民以眼淚和破碎的字詞,在大家面前徹底表露他們的憤怒,失了序的淚水潰堤,全身顫抖著,最後勉強擠出幾個字,那是悲憤性的發洩:「我要我的家」。樂青和樂生院民,竭盡心力捍衛逐漸凋零的家園記憶,在衛生署前和警察發生推擠,他們的悲慟是直接的,但卻在旁觀者眼中只是無謂的扭曲線條,政府的冷漠回應成了最強烈的諷刺。勞工媽媽牽著她的小孩,參加了讓雞蛋飛的遊行抗議,她無奈卻又憤怒的將手中寫有「給我小孩安穩的生活」的雞蛋丟向總統府。她放聲大哭,但大家看見的是現場槍林「蛋」雨的結果,這掩蓋了他們投出心中最深的痛。

  行動者情緒的展現是直接不掩飾的,他們透過激動的發言、鏗鏘有力的口號,和營造憤怒氛圍的抗爭現場,企圖讓他們的心聲被更多人聽見。但是行動者並不是只憑藉著滿腔的熱情,舉著正義的大旗、頭上綁著布條盲目的在街頭衝撞,他們用更多的時間開會討論,尋求其他可行的方案;議題的當事人不是一味以悲情故事為手段,希望這社會還給他們公平正義,他們的淚水是最真實的痛,不矯情的直接宣洩。

  在這些議題中的情緒,是很深的難過和感悟,但這痛鮮明的展示著:「只要抗爭還在,我在。」所以在抗爭場合中被認為「不理性」的情感宣洩,正可能反映出他們自身受迫的處境。如果弱勢者能夠有足夠的資源補足現在的缺陷,他們還有必要採取抗爭的手段,擺脫困境嗎?或者是,當我們再次看到這些「不理性」的發言、場景與情緒出現在新聞、街頭以及任何現場的時候,能夠暫且收起批評,或許就可以聽到隱藏在激情表象背後的那些細微低語、曲折深刻的故事。

「理性」的局限與排除

  從台灣先前的各種抗爭運動、到最近清大學生「嗆」教育部長,我們都可以見到有許多人認為討論議題必須以理性的、避免帶有情感的去論述,藉此「以理服人」,去說服抱持不同看法的其他人。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理性的討論方式可能是有侷限的。甚至於這種理性訴說模式可能排擠了某一部分人,使得他們無法擁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要以理性的方式去論述,前提是必須要有良好的語言運用能力,以及縝密的邏輯架構。這或許對於生長在都市且擁有中高教育水準的人來說,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但相對於這群有能力理性論述的人,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另外一群屬於較底層、較弱勢的人,他們可能不擅長以這種論述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理性討論中所使用的縝密邏輯論證方式,背後也可能帶著一部分的排擠效果。當耕種了數十年的農地即將被剷除、徵收的時候,那一些從小在農村成長的老農民,可能在不懂複雜法律程序,又被行政命令追趕的情況下,無法以所謂「理性」的方式去和公聽會上的官員溝通。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理性討論的背後實際上可能蘊含著對於某些弱勢群體,或者是不善於以主流方式對談者的排除。

  理性討論也時常忽略行動者背後的權力關係,如最近發生的產業發展會議事件。當最後發表的「共識」意見出現疑義時,不管勞工團體、環境保護團體如何提出異議,掌握麥克風發言權力的人,不斷以「尊重台上發言人」等言詞試圖壓制反對意見;對於許多不管是農地即將被徵收,或者是房屋即將被拆遷的人,他們可能沒有時間,也沒有真正的管道可以發表他們的心聲,去告訴大眾他們的痛苦。我們要問的是,這時候要叫他們如何以不帶有情緒的方式在會議室中與人理性的對談?

  雖然理性對於議題討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我們也不可能完全不以「理性」去互相溝通。但是我們不應把理性視為唯一一種去談論議題、發表意見的方式。理性背後所帶來的可能是對於某種特質的預設,可能會阻斷了擁有不同特質的人發表意見的機會;理性也忽略了議題之外的權力關係,使原本擁有權力的人進一步利用理性去壓制不同的聲音。在強調每一個人都擁有相同政治權力、相同發言權的民主社會,我們要思考理性可能排擠了某一部分的人,使他們沒有機會參與。這樣的理性還是我們值得追尋的唯一嗎?


迷路的公共議題:人民向左轉

秋鬥的歷史
◎施冠卉

(攝影:葉昀昀)



搜尋有關秋鬥的歷年報導,畫面上出現一群勞工聚集在馬路中央,扔擲臭酸的雞蛋抗議。蛋洗、勞工、抗議──這三項特點恰好符合大眾對社會運動的第一印象,也引發浪費食物、危害社會秩序等批評。在維基百科上查不到的秋鬥究竟是什麼呢?






秋鬥的起源
 
  「秋鬥」這個名詞源於日本工運,每年選定某些議題,號召勞工上街,向政府表達訴求。解嚴後的台灣尚未有組織推動政府落實勞工法令,因此必須藉由具體的案例提出訴求。1988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為抗議勞委會提出的工會法和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及聲援苗栗客運罷工案,舉辦解嚴後的第一次工人遊行,開啟每年11月12日勞工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正視勞工處境的傳統。90年代的秋鬥主要針對現行法律,如工會法、勞基法的缺失提出訴求,並擬定工人版的健保法、勞基法,同時關注工廠關閉、失業等問題。邁入二十一世紀,秋鬥提出「貧窮真恐怖」、「病不起、活不起」等攸關生存的口號,在總統候選人集體政策跳票、官商勾結的險惡形勢下,要求「作廢爛政客」、「政客還權、財團還錢」。

秋鬥的轉型之路

  由於失業、政府態度強硬及時間消逝等因素,秋鬥的發展漸趨停滯。2005年公教團體、新移民、外勞團體加入秋鬥,出現工人主體消失的疑慮,秋鬥開始摸索新的定位。翌年台灣政治動盪,藍綠嚴重對立,有人提出「秋鬥反扁」的口號,加上廢票運動與勞工參政的推行,秋鬥被挪用為政治語言,但是工運團體內部對於秋鬥要表達何種意識形態有不同的聲音,因此決定停辦秋鬥,重新彙整內部意見。 然而停辦秋鬥,並非工運走上末路,而是嘗試結合學運、環境保護、社運抗爭、種族人權議題,尋找新的可能。 四年之後,2009年秋鬥有別於過去強調工會自主運動的形象,秋鬥再起的時刻,集結了不同的的社運團體,提供交流的平台齊聚高喊「弱勢者團結」。

  2010年秋鬥的主題是「台灣花光光,人民搏生存」,國家為了資本的利益,粗暴的驅趕經濟弱勢者以開發土地,保障中科與國光石化的投資,兩大政黨的惡鬥阻絕透過選舉表達聲音的可能性,面對被政客與財團聯手花光光的台灣,秋鬥持續串連各社運團體,匯聚各界訴求,形塑一個人民所嚮往的社會樣貌:經濟要平等、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義。 「秋天已經來了,而這是在街頭戰鬥的時刻。」2011年面對政府與資本家合體形成的巨獸、藍綠政營的鬥爭,越來越多團體站出來,反核團體與醫師團體首度參與秋鬥,要求政府儘速讓核一、二、三廠除役,並停止興建核四廠,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讓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都能納入勞基法的規範。這一年秋鬥以電音搖滾搖頭派對的形式,在台北街頭高唱「藍綠無能,全民搖頭」。

  「秋天已經來了,而這是在街頭戰鬥的時刻。」2011年面對政府與資本家合體形成的巨獸、藍綠政營的鬥爭,越來越多團體站出來,反核團體與醫師團體首度參與秋鬥,要求政府儘速讓核一、二、三廠除役,並停止興建核四廠,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讓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都能納入勞基法的規範。這一年秋鬥以電音搖滾搖頭派對的形式,在台北街頭高唱「藍綠無能,全民搖頭」。
人民向左轉

  從2009年開始,秋鬥提供一個讓參與團體互相看見的平台,而2012年教育商品化、經濟殺人、財團圈地、國族歧視及勞動權利剝削的困境,讓平時單打獨鬥的團體團結除了理解彼此訴求,還提出「人民向左轉」的口號,對整體政策提出批判;因為不論在哪一個戰場,我們都面對共同的敵人—右傾的政府。秋鬥這一天,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滿天飛濺的蛋汁、此起彼落的口號在街頭齊聚,渴求一個每一寸土地、每一個人民都被平等、尊重對待的社會。




(圖:葉昀昀 林靖豪)
(附註)
虛幻的發展榮景背後,是隨時可能發生核爆的巨大風險,是負擔沉重卻看不到未來的青年,是豪宅林立卻沒人住得起的空洞都市,是被怪手蹂躪的寸寸良田。人民向左轉,就是要打破經濟發展的幻覺,追求一個平等、安全、有希望、有人性的新生活。


青年向左轉

◎林采鴻 蘇品瑄



(攝影:葉昀昀)


2012秋鬥當日,我們加入活動隊伍,透過親身參與來了解「向左轉」的訴求和大學生的關聯。在此次活動中,與大學教育密切相關的是以「反教育商品化」為訴求的秋鬥教育線,此線是由學生團體(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及家長團體共同組成,他們不僅對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許多質疑,也延伸思考教育「向左轉」的可能性。


反學費調漲 

  「反學費調漲」是這次秋鬥教育線的第一項訴求。教育的目的之一原是幫助清寒學生脫貧,但在政府的政策實施下,具有公共性的教育被放入市場機制之中逐漸私有化,而調漲學費更是降低教育公共性的兇手。政府提出「常態型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期待達到教育資源重分配的目標;但教育部僅僅丟出「公立大學漲10%,私立大學漲5%」的理想,忽略了從結構和觀念上去做根本的改變,而無法解決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大學學費調漲但平均薪資並未提高,將使學生和家庭背負的學貸壓力更加沉重,進而成為其他訴求中有關教育私有化、青年勞動權益、獎助學金等問題的源頭之一。除此之外,「上大學」早已成為教育歷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環節,也往往是工作履歷中的最低要求;但當前的教育政策卻讓多數政經地位較佳的學生進入公立大學,而多數弱勢家庭出身的學生卻得選擇技職或是私立學校。

反對大學法人化

  第二項訴求「反對大學法人化」與學費調漲的問題環環相扣。教育部預計在成功大學和金門大學試辦「自主治理方案」,引發有關「大學法人化」的爭議。若此方案實行,學校將須自籌資金並自主決定學雜費用,擁有這樣權力的大學是否將引進企業資金,導致企業介入學術自由,而大學也逐漸轉為營利導向,調漲學雜費?。法人化的原意是促進大學的自主性,但卻成為大學私有化的開端。

  在尚未明確的方案中,教育部將應受政府控管和公民監督的機制(例如學雜費、系所招生人數、人事選派等)下放給大學自理,使得失去教育部補助後的大學需向外籌資,成為企業進入校園的管道,校內自主的決策決定與執行過程可能因此遭到干預與權力架空。

右傾的政策與左轉的訴求

  除了以上兩點之外,「重新擬定教育資源的分配標準及方式」、「對資本課徵資本利得稅,以擴大公共教育經費」、「反對量化教育,評鑑不應深入中小學」也是針對政府教育政策的幾點訴求。從政府政策與人民訴求中可以發現兩方的理念正左右拉扯。長期以來,台灣的體制靠著右派的邏輯運作,企業投資、市場自由、適者生存的觀念法則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滲透至教育政策中;教育經費緊縮、學費高漲、大學法人化等,讓教育逐漸淪為商品,喪失垂直流動的功能。

  今年秋鬥的「人民向左轉」宣言中,「左」、「右」成為某種我們對理想社會面貌的想法和態度,而學生們也漸漸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開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抗爭、奮鬥。反教育商品化的訴求看似與勞工議題無關,但是學生擔任工讀生、作為研究生助理其實都是雇傭關係中的一環,而且一大部份的學生在畢業後也會進入勞工體系當中。由此可見,勞工的問題不僅僅在職場中發生,許多相關議題從學生在學階段便值得我們思索與探討。

系館邊緣:設計+社會=?──訪社會一劉彥岑


◎林采鴻 林家儀 吳勁萱 黃譯德















這次系館邊緣訪問到社會一的劉彥岑同學(以下簡稱劉),因為學校承認雙重學
籍,所以他同時也在台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台科大)就讀工商業設計系三年級。
他結合社會學與設計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學科,使它們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因
此這次廣場想請他分享為什麼會想同時學習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領域?而於兩
者間思想的衝擊和整合,他又會如何詮釋呢?



廣場:
請問你現在主修什麼設計?

劉:
工業設計。工業革命之後產品大量生產,從以前注重美觀,進而演變到要懂得先觀察使用者,然後進行功能的發想,美感反而是比較後面才列入考慮。我覺得用「產品設計」比較可以形容我們所學,一個產品從發想到最後製造出來,整個流程都是我們的專業。設計中還有一項比較特別的是服務,像7-11的服務流程是一個例子。管理和設計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如果管院要推出一個服務,他們也要去觀察目標族群。一個例子是ibon,它提供很多附加的服務,像便利繳費,這其實是一個台灣的設計師設計的。


廣場:
為什麼後來會想念社會學?它與你原本所學的設計有什麼衝突或是可以結合的地方嗎?

劉:
首先,台科大是間科技大學,教導的理念是希望學生能成為設計業界的頂尖人才,職業化的教育在培育思考與人文教育這塊就顯得不夠豐富,但這部份正是我自己很想要學習的。另一方面,我覺得社會學很有趣,在高中時就對社會科非常有興趣。苗栗大埔事件之後,我也開始會關心一些社會議題,例如過去有參與士林王家和華光社區的抗爭,那時聽到各種正反面論述和想法讓我發現,我自己都是大二的學生了,卻不能判斷言論的是非對錯,顯示了我在這方面思考能力上的不足。

在設計的前端是要去觀察使用者,滿足他們真正的需求, 而社會學的質性研究技巧,透過訪談和調查, 獲知研究對象的生命傳記, 正好和設計的使用者經驗研究有契合之處, 而且比設計系的教育更加嚴謹。

至於雙方的衝突則在於,工業設計源自於工業革命後,很多產品可以被機器量產。不像革命之前是一件件製作出來的手工藝品,因此需要一個專門的人來負責產品的形象、包裝、視覺的製造,工匠的技能與資本結合,被專殊化,所以可以說工業設計是個依附在資本主義下的學科,很多東西都是跟著商業的機制在跑,因此學生比較不會想要去衝撞、懷疑現有的體制,不像社會學會去探討制度上的問題並質疑不合理之處。


廣場:
當初你決定同時要念設計和社會的時候,身邊的人有給你怎樣的建議或是回應嗎?台科大的老師又有給你什麼建議嗎?

劉:
我的父母一開始認為,為什麼要學一個未必對我未來有幫助的學科,多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但後來我向他們表達自己的堅持和規劃,他們也就同意了。至於台科大的老師覺得,現在的設計其實已經有很多社會的元素,比如說如果你要設計一個跟社群有關的網站,或是你要設計給家庭使用的產品,就必須要去觀察家人之間的互動,而這正是社會學有在探討的領域。另外,他提到學社會學的人有一部分會去考公務員,而現在政府很缺乏設計方面的人才,許多公家建築物和活動的設計,還有與文化相關的政策都是很不合理的,若是懂設計的人能夠進入公家機關,應該能夠在這部分做出改變。


廣場:
會想要用什麼方式將社會學與設計融合?
劉:

2011是台灣設計年,世界設計聯盟在台灣舉辦世界設計大會,這是設計界最崇高的設計會,其實這次的設計大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因為這是國際工業設計聯盟、室內設計聯盟和平面計師聯盟,合併組成世界設計聯盟後的第一次會議。我很幸運參加了,在會議間聽到一位設計師說:「設計師是公司裡的社會學家,是企業裡的社會學家,因為設計師要去觀察說使用者需求,為使用者發聲。」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體系裡面,設計師要為被動的消費者發聲。這段話讓我印象很深刻,因此想要將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或研究方法應用在設計裡面。

前面提到的方法是以設計為主體,社會學為輔助的工具,可是參與紹興學程的美編與宣傳又是另一種結合方式。當一群社會行動者在做事情時,我用設計的專業來幫忙,意味著我以社會學的思考為主體,設計就變成一種社會實踐的技能。


廣場:
有機會你要用什麼管道呈現你的設計?你未來大概會往哪個方向走?

劉:
我其實還不確定以後要做設計還是走學術路線。如果繼續往設計發展,我想要做一些對社會有幫助的設計,並不會想要進華碩或宏達電,整天畫手機和筆電。但是我覺得台灣幾乎沒有具社會企業性質的設計公司,大部分設計師都是為了世界前10%富有的人在服務,也許是可以試試看的方向。

而國外有一些營利公司如One Earth Design和Association for Craft Producers,是兩間將設計融入社會的例子。One Earth Design的設計中心在尼泊爾,它幫尼泊爾的貧民設計用像放大鏡的超大的聚光器,把光聚集到鍋底,讓鍋子可以用太陽能煮飯,接著以比較便宜的價格賣給窮人,就不用用消費財去生火煮飯,也比較不會得到肺癌。至於Association for Craft Producers是印度的一家公司,幫助受家暴的婦女或貧窮婦女,利用麥當勞化的生產線方式,讓婦女做印度當地的手工藝品,並替她們安排接受教育,學習各式各樣的技能,給予她們合理的報酬。如果未來還是朝著設計發展的話,也許這個方向是有趣的方式。



社會學小百科:暴民

暴(ㄅㄠˋ)民(ㄇㄧㄣˊ)
◎黃譯德 李勁 呂柏融 林家儀 黃袖舒 葉昀昀 



週年慶暴民
平時藏匿在人群中,但會週期性成群出沒在各大百貨公司,看到特價商品就會出現攻擊性




(漫畫:李勁)

「每個人原本都因一些訴求而漸漸聚在一起,但是當人數越來越多,力量也就越來越大,當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時,超出了大家的控制範圍時,就變成這股力量在駕馭這群人,而的所作所為也往往不再與其初衷相符。」
─社會小百科金腦團





暴民
目前是個被污名的詞彙,在國外,球迷暴動打死人是一件恐怖的事,鬧事者因此被稱為暴民;在台灣,沒有禮貌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有學生因此被稱為暴民。說到暴民,很多人想到的畫面是與警方的衝撞、激烈的攻擊、在公眾場所激情的吶喊。這些被稱為暴民的人往往因為激烈的手段被貼上「不理性」、「被煽動」的標籤,但除了手段和顯而易見的標籤外,我們應該看見背後的訴求。舉例來說,石牆事件導火線是一次警察臨檢,背後標舉的是同志對長久以來,屢遭歧視對待的反擊;2005年的高雄捷運泰國勞工的暴動,則是揭露出了資方長期對於移工的剝削;2011年,英國倫敦的暴動事件,則是揭露出近幾年,許多國家階級對立問題日益嚴重的事實。事件發生的導火線通常是個意外,但事件的爆發通常是環境與結構因素使然。


活動記錄:正義的盡頭-司法改革系列講座

◎林冠嘉 李勁 游羽棠

對於「被害者」印象,多數人停留在一幕幕怵目驚心的慘劇,或者是透過媒體聲嘶力竭的向社會大眾哭訴的遺屬們,但這並非完善的定義。當我們從不同角度觀看,受到不公正的調查程序或司法審判而無端受不平之冤的冤獄犯,或因社會忽視其基本生存權利而不得不鋌而走險以維持生活的受刑人,難道不是在各種遭受不公義對待下的「被害者」?在「正義的盡頭-司法改革系列講座」中,我們探討了各種情形下的「被害者」,希望能更全面的觀照所有面向。

(攝影:林宜庭)

死了一個壞人之後?

  在第一場講座,主講者吳佳臻女士在一開頭,便放了一張表格:上頭統計著我國歷年來死刑犯的職業與教育程度分布。他們多半是勞工或者無業,教育程度則多在國中以下。換了下一張投影片,上頭是一位長相頗為俊俏的年輕人,那位年輕人名叫湯英伸,是我國司法史最年輕的死刑犯。湯英伸是鄒族人,本為師專學生,後因為家庭因素選擇休學,隻身來到台北打工,卻不慎誤入求職陷阱,被雇主違法扣押證件,並經常遭受「番仔」等歧視性字眼的辱罵。在忍無可忍之下,湯英伸在一個夜裡因酒後衝動,而殺害了雇主一家三口。在此,我不禁疑問到:究竟是哪些人在犯罪?又,犯罪又是怎麼生成的呢?如果任何犯行的背後,都隱藏著社會之惡,那社會是否可以把所有罪責均推給那名罪犯,然後剝奪其生命呢?

  而除了犯罪的社會性,吳佳臻女士也提到:本國的司法制度一直是為人詬病的。過於潦草的程序、監督機制的缺乏等,造成了判決與偵訊過程時常充滿了爭議。尤其在戒嚴時期,軍事法庭的審判為了講求效率,在偵訊過程中充滿了嚴刑拷打。因此,經常使得嫌疑犯在受不了折磨的情形下被逼認罪,儘管他們或許根本未曾犯案。最常被人提到的江國慶、蘇建和案到邱和順、李師科案中的王迎先,都讓人看到了警方為講求績效而在偵訊過程中發生的諸多紕漏,而那些遭到誤判的人,他們都是司法判決下的受害者。這些制度的受害者,在尚未獲得清白判決前,必須面對社會大眾蔑視的眼光,甚至是至親的離棄,在四顧無援的情況下,他們必須獨自去承擔這一切。有些人選擇了以死明志,有些人則含冤而死,就算是最終獲得無罪開釋的人,也因為這漫長而煎熬的過程蹉跎了大半輩子。再者,嫌疑犯在得不到「社會」的支持下,司法程序又時常未以無罪推定為原則,給予嫌疑犯適當的保護,面對這樣的處境,讓那些蒙受冤屈的人無疑成了整個社會風氣和體制下最後的犧牲品。

  所以,當社會大眾在為受害者感到義憤填膺並不斷的要求將嫌疑犯處以死刑時,是否也應該思考如此用以斷案的證據是否充足,而自己是否也成了將無辜者推上末路的劊子手。或許有人說,隨著戒嚴的解除,這樣誤判的情形必定會有所改善。然而真正的主因應著重於調查程序和司法判決,假若我們不從這些面向的監督及改進做起,因司法誤判而生的受害者將只會不停增加。


人間垃圾場



(攝影:林宜庭)

  「一日為犯人,終生為犯人」,這便是聽完李茂生老師演講後給我的第一個想法。人纇的運作有一定規律,我們都遵循在這規範下生活著,破壞這規律的便應當被隔離,並盡可能加以矯正,以維持整個系統運作的正常,所以我們為精神病患保留了收容所,而犯下罪刑的人,監獄便成了最終歸宿。

  然而我們必須要了解,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以犯罪的方式來維持生活,走向犯罪一途往往是最終選擇。理想中的監獄,應當是使那些曾經犯下錯誤的人能有所悔改並重新回歸到社會的地方;然而,現實是:那些曾被貼上標籤的人是難以再次融入進這個社會。監獄,是個極其悲慘的地方,遵循所謂的劣等原則,期望就此讓受刑人改過自新。然而,這樣並沒有解決他們最大的問題—如何以合法方式糊口。監獄並沒能提供受刑人一個培養自己將來出獄賴以維生的技能的環境,政府所謂的「一監獄,一特色」顯得如此不切實際,並未能真正改善受刑人出獄後的生活。當受刑人在監獄外無法維持其基本的生活,最終也只能再次犯罪,靠犯罪所得來糊口,或者被捕入獄以填飽肚腩。

  這種情形反應在即使死刑恢復執行,重大案件的案發率沒有明顯下降,一般犯罪的情形卻持續上升,尤其犯罪的回流率更呈現高比例。因此,當我們在主觀的以為所有的犯罪行為都是本於犯罪者心術不正時,更應該思考的是:是什麼原因造成社會沒能發揮出保護網的功能,而迫使人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犯罪來維持生計,同時,我們更不應放任監獄成為所謂的「人間垃圾場」,讓願意悔改的人也走投無路。因為,他們也只是監獄體制下另外的一批受害者,陷入在這惡性循環中難以翻身。


誰能站在我這邊?



(攝影:張曉恬)

  媒體鏡頭前悲痛萬分的被害者家屬,讓我們理解失去摯愛的傷痛,當家屬要求盡速將凶手繩之以法,我們也一致認為這是平息家屬傷痛的必要手段。但講座中,卻有一位被害者家屬在歷經痛失二位至親後,選擇以信仰的力量逐步放下憤顢,獻身於被害者家屬的輔導工作,以自身努力破除弱勢族群總被命運擺布的刻板印象,他是林作逸先生:一位總是笑容滿面,帶著顯而易見正面能量感染周遭的老師。談起面對摯愛的接連離去,雖已學會以平穩的語調訴說緩步進行的平復過程,但提及失去的哀慟仍難掩落寞。也許我們不能在短短兩小時中全盤領會那樣的傷痛有多巨大,但對我而言,輕淡的語調所帶來的震撼更勝聲嘶力竭的哭喊。遭逢巨變的激烈情緒可以預期且理解,但與眾人的想像不同,林作逸給了我們截然不同的態度。在一步步走出喪母之痛的二十年後,命運再度以相同的方式殘酷剝奪僅存的父愛,但他以過往經驗協助手足走出悲劇重演的夢魘,也成為時時鞭策向上的動力。

  脫離被害者家屬的普遍刻板印象的最佳途徑,是在劣勢中付出加倍努力成就自己想望的未來,期許自己能為所愛創造一個安穩的環境,擺脫過去的陰霾。林作逸亦提及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被害者家屬的補償措施均以金錢賠償為主,但其實被害者家屬真正需要的是心理重建,而不是以金錢了事。


  心理諮商師王臨風先生則分享了與受刑人貼身相處的經驗,對於在社會上被視作十惡不赦而不願給予改過自新機會的性侵犯,王臨風有著不同的觀點與深切的期待。相較於社會輿論多主張公布性侵假釋犯的個人資料以防患未然,避免該嫌再犯,王臨風認為此舉無異扼殺受刑人在社會中重新立足的可能。試想,即使有了新的居住環境及生活圈,卻因為個人資料遭昭告天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不僅無法獲得生活所需的收入來源,更使家人受到訕笑與排斥,對於出獄後的社會適應與心理重建均有巨大的衝擊。相反的是,王臨風期許這個社會能對曾經失足的人多些寬容,去除先入為主的歧視就能讓受刑人多些重新努力的勇氣。許多時候當我們吶喊著要求受刑人付出代價時,卻忘記了同理他們也是有著情感的「人」,需要被接納被肯定才能有動力擺脫過去的迷失。



後記



  當眾人皆為正義獲得伸張而歡欣鼓舞,卻時常忘記了在正義的盡頭,有著嚴刑峻罰撫平不了的傷痛,存在著冷漠忽視掩蓋不了的問題。當慘絕人寰的命案發生,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加害者是否依社會上「速審速決」的聲浪迅速結案,更重要的是:假如檢警對辦案過程支吾其詞,為求符合社會大眾期待而讓嫌犯屈打成招,造成如江國慶案的悲劇重演,使無端遭剝奪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公民,成為了不公正制度下的被害者;當社會新聞中竊案頻傳,已有前科者一犯再犯,除了讓犯罪者接受應有的處罰,我們更應探究其作案的動機,了解是什麼樣的原因迫使一個人願意冒著失去自由、被貼上「偷竊慣犯」標籤的風險,只求維持生活所需;當我們關注著殘酷無道的加害者是否已受制裁,卻可能忽略了被害家屬的心理重建,至親的生命無端遭剝奪,情緒的激烈起伏必難短期內平復,但與其對加害者大肆撻伐,我們更須關注被害者家屬後續的生活發展,以免忽略了那群被遺忘的被害者。藉由此系列講座,我們得以從不同面向觀照事件全貌,即使在司法體系的盡頭,也能讓正義獲得繼續前行的動力。



【講座資訊:】

死刑存廢:「死了一個壞人之後?」
主講人:吳佳臻(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副執行長)
日期:2012/11/28

監獄改革:「人間垃圾場」
主講人:李茂生(台大法律學系教授)
日期:2012/12/3

被害人保護:「誰能站在我這邊?」
與談人:林作逸(被害人家屬)、王臨風(社工)
主持人: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日期:20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