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

02、小小專欄:空間作為動詞──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專訪

空間作為動詞──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專訪

◎江毓婷

「空間作為動詞,某種程度上破除了人們長久以來對空間抑或組織的侷限性的思考,而帶領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之下,現今的空間不僅作為權力的展示,而也可能是一處活絡在地情感、討論行動的場域。」

  從淡水捷運站後方走進喧囂擁擠的淡水老街,面朝淡水河的福佑宮右方的一條狹窄的小巷,是淡水真正的「老街」——重建街。淡水的地勢高低起伏,以淡水河岸為最低點,緩慢向上爬升。重建街與大眾認知中的淡水老街(中正路)相交,而後一路向上,穿過與真理街銜接的文化路,一路延伸至北淡水。承載著從清末到日治時期的建築,以及民國之後建造的民宅,這條街儘管狹小,卻可看見不同時期的歷史足跡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交織的印記。在這樣一條內涵豐富多彩的街上,於2013年11月成立的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關注著街區保存與藝文空間串連。

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成立緣起

  2013年10月,重建街的住戶二度接到道路拓寬計畫的開會通知,施工單位工務局其後以「沒理由不做、勢在必行」的立場,遊說居民進行第二階段的拓寬,然而贊同與反對的聲音同時存在著——重建街30號以上路段,已於2010年底完成第一階段的拓寬,2013年則欲拓寬30號以下,並大幅改變九崁街(重建街)的階梯風貌。此事要回溯到民國五十七年變更都市計畫時所產生的「淡水六號道路計畫」,當時政府已著手跟居民要地,約至民國七十五年,全數住戶已領取「徵收補償金」,也正是此一關鍵,造成兩階段拓寬在實施上騎虎難下,無形中也埋下居民間的誤會——補償金已領、路已拓寬,未施工路段的住戶於今何能主張拒拆?

道路拓寬計畫開會前一天,受到淡水文化基金會許慧明董事長召集,當時尚未成立工作室的重建街租戶張淳善聚集居民於家中,討論隔天要如何應對會議,開啟了後續15場與重建街居民的討論,並邀請華光社區與淡海二期居民現身說法,更推派綠黨王鐘銘作為居民代理人,爭取法定上政府徵收人民土地超過時限未使用土地而應返還的權益,而開始與地政局往來。居民提出返還徵收補償金以申請徵收案之收回與廢止撤銷之方案,而相關程序至今仍在進行中。

然而這個會議也是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成立的契機。來自北藝大的幾位學生參加了這次的會議,幾週後便開始有利用空間、短期作戰的想法,並與居民共同討論提出「重見,不重建」的核心精神,更發展出利用社區空地進行一日工作坊的計畫,以及其後在重建街上出現的象徵抵抗的塗鴉,並帶著藝術家走入重建街的生活場域、居民互動網絡,例如鄭鐵桃、葉佩如等藝術家皆先後投入街道創作。而重建街居民之角色更是行動的關鍵,從提供空間這點看來,社區對藝術、創作的產生,抱持著相當開放的態度。

「藝術介入社會」?

日常於此生活,工作室成員有機會走入鄰居的房舍,也發現比拆遷更為急迫的問題——未拓寬區域的居民實已等待近三十年,老屋在延宕的政策決定下逐漸凋零,使住戶不得不對自身房屋的修繕計畫感到猶豫——若不修繕,老屋龜裂、漏水和閒置塌陷之困擾無法獲得解套;而若修繕完畢之後政府仍決定動拆,則豈不損失、徒勞一場?而同樣承租高齡公寓的工作室就在這種「議題下的居住/工作/開放空間」,以居民身分展開「向外」的行動。2014年4月開始,更於第一屆淡水文學節中,實驗性地利用閒置但承載歷史脈絡與意義的空間,透過創作進行再活化。

而在一年多的「走進淡水」後,工作室成員開始有能力將熟識的空間串連兜起。2014年12月舉辦的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淡水站,就是由成員魏榮達負責空間與場地的尋覓、聯繫,在各個空間中播映女性影展的選片,並由王守瀚擔任各場次引言人。這些空間—如市定古蹟「殼牌倉庫」、「海明威」髮型沙龍、及公家開放民間進駐的閒置房舍「十八巷五號」—作為播映的背景,讓觀眾有別於進入一般戲院的感受,使之相對更能感受到與人交流的場域的生命力。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表示,籌備中的第二屆文學節將會由「場地借用」轉向「空間串連」,使「觀者」深度地被鏈結到「在地的」生活空間脈絡,也使這些空間成為與在地語境結合的發生之地。

而這樣的作法能否與「藝術介入社會」一語作連結?魏榮達認為這句話在現下的藝術與社會環境中已有些矛盾。他解釋,相對於「藝術介入社會」的概念為藝術無用論,這兩者往往會被混淆為兩種對立的概念,但後者的意義在於其作為拒絕為教會或中產階級等服務的反省機制,並轉向藝術自身的價值。而後在近20年的當代藝術演變下,藝術的關懷開始轉向社會環境;而時至今日,藝術已然成為獨立的價值,因此若再以藝術無用論解釋今日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便是時空錯置。另外,「介入」一詞存在著藝術之於社會是治療者、改造者的指涉意味,彷彿藝術是一外於社會的個體,這是他所不能認同的—對他而言,藝術本就不是外於社會的一塊區域,而是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同層次的社會文化產物,同時也是種解釋社會的方法以及對社會進行的軟性工程。這點也可呼應德國藝術家波伊斯的社會雕塑理論—其被民眾觀看的目的,是去點醒其他學門、文化活動所無法察覺或者動搖之事實。因此,若真要貼近現下情境,魏榮達認為,比起使用藝術介入社會一語,藝術的社會責任或功能應是更為妥適的表達方式。

政治參與在淡水

在三一八運動發生之時,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除了密切關注整個運動的發展及走勢之外,同時也思考能否在淡水相互呼應,去執行一些可能的行動。適逢當時運動領導人呼籲全台三一八支持者包圍各地的國民黨部表達抗議,工作室的成員們決定響應,嘗試行動。

儘管亦參加立法院附近的抗議行動,對於淡水的行動,工作室成員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立院周邊的慷慨激昂,在往淡水的回程上,似乎隨著周邊環境而跟著冷卻——淡水的種種政治現實總讓人懷疑淡水人是否冷漠,或是是否對政治漠不關心?對於這個現象,工作室在這場自身發起的響應行動中,看到了與往常不同的其他可能:「當初決定要在淡水響應時,其實是抱著『如果都沒有人理我們的話,就當作是自己的同樂會好了』的心態,因此後來民眾的熱烈反應,不管是支持還是攻擊,其實都是在我們意料之外的。」

延伸至後來沸沸揚揚的割闌尾行動,淡水也是其中主要的區域之一。參與其中的成員王守瀚與魏榮達也提出了觀察的心得:「割闌尾跟其他運動最不同的就是,它的組織完全沒有一個層級的結構,所有事情都共同決定,有什麼樣的成員,無論是專長還是興趣引導,才有什麼樣的行動!」「沒有階級結構的主要原因就是,割闌尾是個有明確起點與終點的階段性任務,相較於其他議題可能要繼續為更遠大的目標努力,割闌尾倒是清楚明瞭——罷免的成功或失敗,就是這項運動的終點。」同時,因為明確的終點都在前方,作為參與的一份子,他們清楚地知道結束後總是要回歸原本生活,成員間沒有到了下一階段便開始目標分歧的問題,每個人自然可以完全在同一個基準上討論與決策。

「割闌尾跟很多其他議題運動比起來,其實是很地方性的。」王守瀚說,「我記得選舉前那一陣子,我幾乎把淡水所有的里都背起來。因為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背景知識。在哪個路口擺攤、在哪些地區需要去拜會誰,各式各樣的情報。」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割闌尾成為一個比任何看得到的政治團體都有更強的在地性的東西。很多人的想像是,割闌尾將來會成為一個罷免立委顧問團來幫助大家罷免立委;然而從這次的割闌尾模式看來,割闌尾其實很難由單一的組織去做,因為「基本上大家心裡都是懷著某種程度對現任者的不滿,通常是自己選區,才來做割闌尾行動的,如果換成來自別的區域的人,那個仇恨值可能不足以支撐他們這麼長時間、這麼大量精力的無償投入。」這樣的對於在地政治的清楚瞭解,非常大程度也支撐了現今人們投入地方選舉或者罷免的意願——從微小處著手,而仔細地去檢視、修正或者建構,比起追求或塑造廣大而空泛的政治理想,在三一八後的今日或許更為重要,也或許更能逼近公民社會的真諦。

結語

「這個空間對我們來講是動詞。有人來的話空間才存在,沒人來的話我們就變成個人。但大家還是可以來到這個空間,去迎接事件或者製造事件。」作為一機動性及彈性都極大的組織,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嘗試從各個面向上去創造、突破或者實踐。而他們這樣的一段話,某種程度上破除了人們長久以來對空間抑或組織的侷限性的思考,而帶領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之下,現今的空間不僅作為權力的展示,而也可能是一處活絡在地情感、討論行動的場域;更進一步,或許我們可以想像,如此的空間中,人們平等而互相尊重,縱然彼此關心的事務不盡然相同,卻共同擁抱著某種關懷,或者透過溝通而逐漸地琢磨出共識,因著這些互相理解,我們於空間之內預設的權力關係才有扭轉的可能;而在空間之外,與人的接觸、對視,在客觀之餘才能溫柔而富有理解性。彼此平等地溝通,把組織內的關懷傳達給他人,也將他人的感受平整地帶入組織,縱然看來簡單,但卻也是每個人身在組織之時,即使難以完整實現卻永不能忘卻的核心價值,而這也是淡水藝文聚落工作室所帶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發。

01、小小專欄:UNFair─馬來西亞學制

UNFair─馬來西亞學制
◎李宛臻

馬來西亞有不成文的潛規則,熱門國立大學、熱門科系又或是高額的政府獎學金,華人僅有成績非常出眾的寥寥數人才能幸運獲得,相比之下,馬來人卻可憑較低的成績取得。


前言


 會特別在這一刊寫一篇關於馬來西亞學制的專欄,原因除了社會系上有幾位馬來西亞留學生外,也和我本身接觸到的馬來西亞人有關。上學期一門討論課上,曾聽到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姊分享過她的華人身分使得她在當地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對待,而這也是讓她到台灣求學的主因之一。藉著這次的主題,《廣場》訪問到了去年來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學生──李偉奕同學,希望透過這樣的訪談過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馬來西亞的學制及華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07刊馬來西亞學制 受訪者李偉奕照片 來源李宛臻.jpg

                                                          

受訪者小檔案


 李偉奕,馬來西亞華人,香港城市大學
經濟學系肄業,現就讀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一年級。從經濟轉學社會學的原因乃是對社會議題有興趣,且希望可以了解實際運作的狀況,而不只是學習經濟學上數學運算或是模型推演。






馬來西亞學制概況與華人處境
 
  根據和李偉奕同學的訪談,可以將馬來西亞的中學分為以下三種:政府學校、私立學校以及獨立中學。而此三種學校分別以馬來文、英文以及華文作為教學媒介,但因為獨立中學的課綱和政府制訂的不同,所以馬來西亞政府並不承認獨立中學的文憑,雖然私立學校的文憑是被承認的,但是並不給予資助,獨立中學需要靠著華人自籌經費去建設,且有限制一定的學校數量,因為政府是希望國民共同學習馬來文,促進民族融合,而獨立中學與其理念背道而馳,堅持華語教學。再者,政府的統一考試因為課綱和語言不同,獨中生要考過考試非常困難,而且馬來西亞有不成文的潛規則,熱門國立大學、熱門科系又或是高額的政府獎學金,華人僅有成績非常出眾的寥寥數人才有機會獲得,相比之下,馬來人卻可憑較低的成績取得。獨中生一般會到馬來西亞私立大學、新加坡或是台灣念書。但是李偉奕同學自己表示,理想的馬來西亞私立大學和新加坡的學費高,這可能是成績比較好且家境允許的人才有的選擇,若是成績較差且家境又不甚豐裕的學生選擇就相對稀少很多。除此之外,憲法更是明文規定了馬來人的特權,像是土地保留區優先給馬來人認購,馬來人不要的話才輪到其他族群;最高元首也規定必須要是馬來人或是穆斯林才有資格擔任。「根據聯邦憲法,每個馬來西亞公民都可以出任首相一職,而不計有關人士的種族或宗教背景。」在憲法裡關於委任首相的部份已闡明,大馬的首相必須是大馬公民,而一位國會議員只要能獲得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與認同就可以出任首相。但目前國陣執政中央,而在國陣裡是由單元種族的巫統獨大,因此在這種政治操作方式下,非土著當選首相的機會是非常渺茫的。種種不平等的待遇,迫使越來越多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往新加坡或是往海外移民。

結語
 
 在社會學中,探討不平等時往往會論及到教育,因為教育是能讓階級產生流動並且使人翻身的機會。然而以馬來西亞的狀況來說,因為族群這種先天的因素造成教育上的差別待遇,華人若想保留原本既有的教學,則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而往後前進高等教育的機會又受到身分和語言的阻撓,有資本的人固然可以往海外尋求更好的教育資源,但是無法承擔起如此負擔的家庭又該如何是好?馬來西亞渴望促進民族的融合,卻又單方面地保障馬來人而罔顧其他族群的權益,試問怎麼會成功地促成社會的和諧呢?







03、影像與社會: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不能沒有社會學
──專訪光之路電影公司創辦人、導演陳文彬
◎高睿

「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走進水源快速道路旁的某條小巷裡,兩排平房中有一間掛著社運旗幟和標語,屋裡燈光略顯昏黃,要是不注意可能就被當成一般的住家,但其實這裡就是光之路電影公司的所在。一進門,我們就發現,這裡實在不像是一般人想像的「公司」,甚至也不算是工作室,而比較像真正一般的住家。只不過客廳左側的白板寫著工作室行程和注意事項,客廳最深處的櫃上放滿了各種資料和書,除了電影相關的書籍之外,還有一些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讀本。《廣場》來到這裡,是為了訪問陳文彬導演,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的他,是如何投入影像工作的,而社會學背景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陳文彬在成為導演前,在各NGO、勞工團體從事社會運動,也曾在台中縣政府工作。後來陳菊邀請他到勞委會工作,引發了他和老婆兩人之間的無數討論。被問及年輕時的夢想,他想到自己高中時翹了很多課去看當時所謂的新電影,非常希望成為像侯孝賢一樣的導演。和老婆說了這樣的夢想之後,在她的支持下,陳文彬就去向那時候他唯一認識的導演鄭文堂學習拍電影,投入了影像工作。他工作的第一部片是公視的歷史連續劇《寒夜續曲》,從打雜小弟開始做起,努力跟著導演學習拍戲的各種技術(偷聽導演講戲、和製片要劇本來畫分鏡表等等)、依照自己對社會學和歷史的了解來幫忙修正劇本,並且在服裝負責人辭職之後開始擔任服裝工作,利用自己大學時所學修改服裝。最後還成為副導演。連續劇拍完後,他得到紀錄片的補助金,開始拍攝自己的第一部片,該片入圍金馬影展,後來陳文彬還取得公視人生劇展的拍攝工作,但他經驗不足、眼高手低,後來的幾部片都以失敗收場,一直到他的代表作《不能沒有你》問世,工作才趨於穩定。

  談到要如何決定電影的主題,陳文彬認為「意念先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不能沒有你》就是看完新聞之後浮現的意念──「社會不公平」,就開始去發想。這個故事的定調是什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潛藏的觀眾會在哪?要對話的人是誰?這些都是要一一思索的。接下來就是結構、細節、對白等等技術性的部分。理念是劇本的核心,劇本若是沒有理念則會虎頭蛇尾,或不知所云。特定議題也不是決定電影主題的關鍵,關鍵是如何透過這些社會問題提出其背後的政經結構、導演自己大量閱讀產生的思想以及最重要的──意念。然而這裡有一個難題,即不能讓電影流於「說教」的形式,如何用簡單的話語說故事、深入淺出表達自己的理念,對影像創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至於要讓誰來和觀眾對話,導演說他非常想找豬哥亮來拍電影,因為他很有觀眾緣,而且他可以把創作者的話轉成更多人聽得懂的語言,讓比較不關心社會的人願意去了解這些議題。他可以透過表演來和中下階層的人對話,來告訴大家社會結構究竟是什麼樣的。

  在陳文彬導演的眼中,社會學是從事任何工作都應該具備的「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問題的核心,然而台灣的基礎教育沒有教給我們這種分析社會的常識與思辨的能力,「學社會學的人是很幸運的,」他說,回憶起當年決定念社發所時家人的不解與反對,「啊你學社會學可以做什麼?」這或許也是所有想學習社會學的人都會遭遇到的質問,對此,導演回答,「我覺得不一定要學以致用,學只是一個過程,而且它一定會有用,只是不知道何時會用到。」雖然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我們所遇到的受訪者都有類似的經歷,似乎對他們來說,社會系學生經常感到「未來能否實踐所學」的迷惘是不需要的。身為社發所的第一屆學生,陳文彬一直把當時所長的理念「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放在心上:「當你進入社會基層實踐所學,你會發現基層發生的事情和你學的東西不一定能呼應,這時你就要回到理論,根據經驗重新檢討,或是推翻別人的理論,或是創造新理論,而終極的目標就是再造社會,再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導演現在最想對話的人,是這個世代的年輕族群,他說,年輕人要替前幾個世代解決他們以前發展所製造的惡果,然而,面對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年輕人幾乎只能選擇退縮和放棄。他說,他現在的學生基本上有兩種,一種就是窮忙族,另一種是自己知道已經無法翻身,乾脆放棄,只能在線上遊戲中取得成就感。然而,導演還是想對年輕族群說:「要有勇氣,要有信心,不要妥協。不對的事情就要出來講,不要妥協。要有勇氣面對排山倒海的體制和壓力。」而理念在此也依然是最重要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理念,做任何事都要有理念做基礎,因為這個社會太殘酷了。如果沒有理念很容易撐不下去,就沒機會改變體制。」導演的理念,正是我們社會系學生多少都會知道的,「未來的社會應該要減少階級、貧富差距,以及世代不正義。」這樣的改變要如何實現呢?首先要找出「我們」,也就是有共同信念的人,然後集結起來:「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小也很大。因為我們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但信仰是一致的,跟著信仰指引的道路行動才能產生力量,改變舊有的不公平體制。」

  而導演擁有的力量,以及他所希望的是,告訴更多的年輕朋友,現在的困境、社會的現狀是什麼,把「我們」給找出來。墨西哥左派游擊隊查巴達的領袖馬可斯講過的一句話:「我們是鏡,我們在此互相注視,並為對方呈現。」或許就是「我們」的貼切形容。我就好像是一面鏡子在你前面,我們會互相注視著對方,其實我們在對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並為彼此呈現。做一個演員也是這種心情,陳文彬說:「我今天站在一個舞臺上面,我其實不是在演我自己,我其實是透過我的表演,呈現一個底層人們的狀態,所以我們是鏡。」

  當然導演不敢說每個人都有「社會責任」,但抱有「責任感」的人,必須有自覺,並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還有,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可以帶來什麼影響。

  提到現今紀錄片拍攝的環境,陳文彬認為跟以前比較起來其實好很多:「以前買一臺攝影機至少要五、六十萬,拍出來大概是720p、480p;現在的單眼一臺三、五萬塊,鏡頭可以去鏡頭銀行租,一天兩百塊。技術的門檻下降,每個人可以創作的機會增加。人人都可以當導演,拿著攝影機去拍電影、紀錄片、短片、微電影,拍什麼東西都可以。現在紀錄片應該是蓬勃發展的,門檻下降後,我們可以拿著攝影機去講很多故事;它不像劇情片得要有演員、劇本、場景、現場調度之類的。」

  但相對的,紀錄片有個挑戰,就是「你要表達什麼」。導演現在也鼓勵自己的學生用手機拍片;機器隨時就在口袋裡,所以機器不是問題,腦袋裡裝什麼才是問題,要說什麼故事才是問題。
  最後,導演說到「光之路」這個名字,是來自秘魯極左游擊隊「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其揭櫫的階級問題和左派價值即是他的信念,所以取名「光之路」紀念(導演說公司一開始的確是叫「光明之路」,但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有沒有賣燈管,所以最後改名叫「光之路」。)

  訪談結束後,我起身再環視了這個「公司」一次。發現這裡的空間比想像中還要狹小,燈光依然昏黃,牆壁上貼著幾張導演作品的海報,是客廳內唯一的裝飾。走出屋外看見的,除了進來前就注意到的反核旗幟,大門兩旁的春聯上頭,寫著「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接著,我發現,這不能稱之為「公司」的電影公司附近除了高架橋外真的什麼也沒有,只有「我們」一直存在著。